所谓白领，是为了体面生活不得不放弃其他追求的人们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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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：一部《欢乐颂》，把“城市中产阶级”——一个数量庞大、涵盖面极广，看似光鲜亮丽，实则充满焦虑的群体——推到了公众面前。

现世安稳之时，中产阶级可以躲藏在被消费社会精心包裹的美好生活方式之中，体面生活，而充满变数的社会往往让中产阶级的焦虑无处躲藏。去年的“天津大爆炸”把被摧毁了家园的一群“中产阶级”暴露在了公众视野内。他们生活在中国一线直辖市最好的小区中，却在一个安稳休息的夜晚，生活被轰炸得支离破碎。向来“乖巧”、“去政治化”的这中国中产阶层，从未想到自己有一日会被逼成四处索赔的“访民”。这一突如其来的事故摧毁的不仅是他们的家园，还有建筑于其上的尊严与自我认同。最近发生的魏则西事件、雷洋案件，乃至于引起舆论巨大争议的高考指标补偿政策，被损害或波及的人群也并非完全是以往新闻事件中被描述的“底层阶级”，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、有一定经济收入基础的阶层，猛然间发现自己同样受制于不安全的食品、不合法的医疗、不健全的法治以及不平等的教育资源……

中产阶级是一群怎样的群体？“中产”能形成一种政治身份吗？他们看似光鲜的生活表面，又裹挟着怎样的危机和焦虑？无法获得足够保障的中产，暴露在社会发展产生的种种问题之下，还能否维持他们看起来经济自由，实则充满危机的“幸福”生活？代购奶粉、国际教育、移民海外，又是否是处在焦虑中的中国中产阶级的救赎之路？

白领：

光鲜亮丽却充满焦虑的中产阶级

撰文   |   梁捷

近日，电视剧《欢乐颂》的热播，把一个群体拉到了公众面前——城市中产阶级。改革开放三十年，是中国中产阶级逐步形成的三十年。由于迅速形成的不稳定性，这一阶级一直努力维护着他们与底层的边界。他们经济自由，政治冷漠，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实则潜藏着危机与焦虑。“中产阶级”是一种政治身份吗？这一群体有着怎样的同质性？赖特·米尔斯的《白领》所分析的美国中产阶级，也提供给我们一个视域，来思考中国的中产阶级。

赖特·米尔斯

Charles Wright Mills

美国社会学家，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

1

昨日与今日

城市化催生出的“白领”

当赖特·米尔斯在1953年出版《白领》时，白领还只是一个新概念。二战之后，一批依附于科层制铁笼的“中产阶级”不断成长，并且开始成为社会主流。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美国时，那还是一个处处充满淳朴气息的“农民美国”；马歇尔在19世纪80年代访问美国时，它已经成为遍地大工厂的“工人美国”。而到了米尔斯的时代，美国进一步变为了“白领美国”。经济进步的力量有时极为惊人，往往大多数人还没醒悟过来，整个环境就变了。50年代的美国，80年代的日本，或许还包括今日的中国，就处于这样的巨变之中。

1920年代美国一家公司的白领

上一代人一定还记得报纸上把大学生称为“天之骄子”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当年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。而去年大学的入学率已经接近40%。再过两年，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就会超过2亿，真正成为社会主流。

过去报纸有种说法叫“九亿农民”，意思是中国还不发达，是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，贫困农民构成人口主流，他们是真正的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但去年一些研究机构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，中国人口中，满打满算现在也不过3.8亿农民，其中还有2.7亿是农民工正在城里打工，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只有1.1亿，他们早已不再是中国人口的主流了。

可以想见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2亿大学生几乎不可能从事2.7亿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，两者之间有着一道清晰而明确的分界线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最终都会转化为广义上的“白领”，即生活光鲜、收入不菲的脑力劳动者。在中国大城市里，已有半数都是这样的白领，而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已经超过50%了。

在米尔斯的时代，“白领”还只是一个新兴的概念，时至今日已成为全世界最主流的一个阶层。然而，米尔斯对白领属性的分析毫不过时，展现了强大的“社会学想象力”。米尔斯所描述的工作与闲暇、社会地位与真实生活、成功模式与失败恐惧等相互牵扯的生活要素，从白领这一阶层诞生之始，就一直在统治白领脆弱的内心。这并非一时一地的特征，而是白领阶层在整个社会政治环境下寻求生存所导致的必然结果。

2

政治身份

一盘散沙还是政治上的独立阶级？

在米尔斯看来，很难在实证层面对“白领”加以圈定。即使是在白领群体内部，职业和社会地位差异也是巨大的，许多同属白领群体的人们丝毫没有感觉到他们之间存在关联。所以，白领阶级既不像工人阶级一样易于联络组织，也不像资产阶级一样容易联盟甚至形成垄断。我们似乎只能用否定的方式来认识他们，甚至不敢把其清晰地划分为一个独立的阶级。白领脱离于我们熟悉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之外，他们依附于政治，却并不属于政治的一部分。

米尔斯要描述白领这个现象，真正的关怀还是白领背后的社会权力行使方式。他在追溯历史的时候发现，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为无产阶级寻找战士的过程中，就已经发现了这群社会学意义上的白领，并且对他们抱有极大的期望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，社会终将分化，中间阶层终将衰落，他们必定要投靠某一方。可惜这些理论家的期待没有实现，白领（或者说中间阶层）并没有衰落，反而逐渐壮大。他们确实同时受到两个方向的拉力，但他们以一种独特的生存智慧保护自己，存活了下来。

所以米尔斯认为，传统理论家还是欠缺了一点想象力。这种新的中产阶级某些关键部分的人数和权力会持续增长，最终发展成政治上的独立阶级。他们不是历史阶段的中间物，而是历史阶段的所有者。下一个历史阶段可能就属于他们。

在过去的观点里，白领只是一盘散沙。但这种看法无疑混淆了心理感受与其他社会经济现实的关系。社会心理与经济现实往往并不匹配，大量的白领，即使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仍然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，但是心理评价已经显著高于实际水平，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反而构成了白领阶层稳定的基石。

3

中国的白领

理想生活的想象与社会经济现实的落差

中国白领的绝对数量已经超过农民。而且白领数量还在增长，农民数量还在萎缩，白领成为中国主流人群是必然结果，如同当年美国、西欧、日本所经历过的一样。上世纪80年代，日本曾做过一个关于阶级意识的社会调查。当时有70%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“中流阶级”，媒体上随后出现了“1亿总中流”的提法。这个数据有些滑稽，因为不管怎么统计，总该有50%的人的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才对，但“1亿总中流”至少反映出了当时日本人民的强烈自信和美好愿景。

中国的人口基数要比日本大得多，自认为“中流”的数量恐怕更大。前些年，中国每年出国旅游的人次已经超过1亿，且每每在海外各大商场里掷下重金，疯狂抢购奢侈品乃至房地产，震惊了全世界。国内市场中，北上广大都市的房屋都被炒至天价、毫无颓势，汽车等奢侈品也持续走俏。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中产阶级高度自信的表现。打开微信朋友圈，每个人都有一大群环球旅行、晒珠宝首饰和高级美食的朋友，似乎这就是目前中国大城市的主流白领生活。

我们会直觉地对这种“主流生活方式”产生怀疑。有学者嘲讽说，中国的财富大多聚集在极少数利益集团手中，那些自以为中产的白领，生活状况都很糟糕，与社会底层恐怕并没有多大差别。针对这一点，米尔斯早就直截了当地说过：“新中产阶级（区别于自由农场主及小企业家这类老式中产阶级）的大多数是中低层收入的群体。”

根据招聘网站的统计，上海白领的平均收入全国最高，月薪达到7214元，北京是6947元，深圳是6819元。假使我们承认这个数据，会发现这与我们想象中的白领生活有着显著差距。这些收入预算也许可以支持白领在大城市正常租房和吃饭，距离出国旅游和奢侈品就很遥远了。

早高峰地铁

白领工作也意味着与“传统”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。调查显示，大多数白领经常会加班。由于大城市房价不断上涨，大多数人只能搬至城郊，上下班的交通时间被不断拉长。大量白领把极有限的娱乐时间转移到地铁上，对着手机听歌、看剧、看小说，在有限空间里追求贫乏的欢乐。这样紧凑而又无奈的生活方式，自然也会对家庭生活造成影响。一份上海的调查表明，单身白领的比例已经占到了31%，而且还在不断上升。

同时，在大城市的白领中，有超过7成都是外来人口。他们是外地或者农村精英，是中国城市化的贡献者，可是也必须面对城市化的压力。一方面是经济压力——买房安家和子女教学，大城市在这些方面对外来人员普遍存在歧视；另一方面是非经济压力——社交需要和心理支持的匮乏。有研究表明，现在白领的朋友数量比之前的平均数量少了许多，每个人的微信上都加了数百好友，可当他真正想找人坐下来聊天，却往往发现根本找不到人，或者你愿意聊天的人还在城市另一端的写字楼里加班。

4

危机与焦虑

“去政治化”的功利主义幸福

正如前文所述，白领阶层的社会稳定性并不在于他们的实际收入和工作状态，而在于他们的心理预期和自我评价。即使生活中面临如此多的不如意与挫折，只要心理状态保持稳定，白领的生活仍然充满理想。而白领所表现出的政治冷漠和“去政治化”习惯，也只是为了保持这种稳定心理。

白领们总想把一切风险和不确定性都排除在外，可在当下中国，风险似乎充斥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空气有污染，食品不安全，交通事故频发，医患矛盾突出，甚至还有越来越多奇怪的社会风险。白领阶级通常以为，风险或许可以用钱的方式解决——国内奶粉不安全，就托朋友带进口奶粉；普通小学读书不安全，就把孩子送到高级民办小学。但似乎不安全因素正越来越多，收费更高的环节也日渐腐化。而天津爆炸案这类事故爆发，终于让白领阶级明白，这片土地上恐怕并没有什么真正安全、万无一失的地方。当下这个社会更有可能是一个“风险社会”，而非“盛世”。去年的“天津大爆炸”把被摧毁了家园的一群“中产阶级”暴露在了公众视野内。他们生活在中国一线直辖市最好的小区中，却在安稳睡觉的夜晚，生活被轰炸得支离破碎。向来“乖巧”、“去政治化”的这中国中产阶层，从未想到自己被逼成了“访民”。一位小区业主在天津爆炸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：“你以为象矿难一样，给矿工一个人赔几十万就完事了？我们一忍再忍，是因为我们高素质……”这一突如其来的事故摧毁的不仅是他们的家园，还有建筑于其上的尊严与自我认同。

天津大爆炸过后

许多中国白领都想过移民。他们想尽办法把一部分资金转移出去，在海外购置房产或把孩子送到海外读书，能够有资本享受海外的蓝天白云和健康食品。但轮到他们自己决定去留之时，白领犹豫了。一旦移民，一旦离开这个社会，他们就不再是白领了，就要失去白领标签所暗含的一切。他们也许会得到很多身为白领时自身所渴望得到的福利，这是白领真正的机会成本。

选择成为白领，绝不仅仅是选择一份工作，而是选择了一整套的生活方式，一切都会随之改变，代价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。不管是在米尔斯时代的美国，还是在当下的中国，白领都是一个为了体面生活不得不放弃其他追求的阶层。按照功利主义哲学的看法，追求幸福应该是每个个体的终极目标。而白领们就把自身的幸福，与整个社会发展模式牢牢绑在一起。在经济繁荣时期，白领们都会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，令人羡慕。而在经济衰退时期，对白领们的考验才真正到来。

《白领：美国的中产阶级》

作者：[美]C.赖特·米尔斯
版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
2016年1月

本文首发于2016年5月21日《新京报·书评周刊》B05版，撰文：梁捷，编辑：伍勤、方格、走走，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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